本文翻譯自Caryn Ganz於2018年10月份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Twenty One Pilots Want to Stay Strange》。原文鏈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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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兩年前，這支哥倫布樂隊因為《Blurryface》專輯的焦慮聖歌意外成功。他們能否在大獲成功後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 在討論二十一名飛行員時，經常出現“不太可能”這個詞。毫無疑問，在早期階段，樂隊把自己打造成當地巡演明星的策略是，不跟粉絲刻意宣傳99％的演出。
樂隊29歲歌手兼詞曲作者泰勒·約瑟夫說，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其他樂隊的做法跟乞討沒什麼兩樣：“實際上就是'快來看我們演出'的一陣宣傳轟炸。”所以約瑟夫和鼓手喬什·鄧他們會尋找任何附近可以加入的音樂活動，在上面做不刻意宣傳的小型演出。他們誇張的舉止和不明流派的歌曲給觀眾留下很深的印象。最終，他們會宣布一個大型演出，在家鄉哥倫布，火力全開 - 燈光開足，更加吸睛的特技，全新的節目表- 而且，要告訴每個人都到現場。
他們這樣做了兩年。然後他們在2011年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共有1,700名粉絲現身。以及來自12個唱片公司的業務代表。
“在哥倫布，他們是披頭四，”大西洋唱片公司A&R總裁Pete Ganbarg說。（拉麵工坊簽下了他們，這是一家大西洋唱片集團旗下廠牌，簽約藝人當中最知名的是類似Fall Out Boy和Panic! at the Disco這樣的流行朋克樂隊。）“但你走出這個地方，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約瑟夫說，樂隊當時並沒有遠大夢想。“我們當時是想從本地樂隊當中脫穎而出，”他說。“接著，樂隊在其他地方也火了起來。然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關於2018年搖滾樂隊的一件事情是，他們在商業上夠嗆。Twenty One Pilots不一樣-他們的歌曲延伸到說唱，雷鬼，前衛搖滾，電子流行和吼叫情緒，經常在同一首歌裡面。沒有人彈吉他。而且他們在商業上面做得很好。
樂隊的2015年發行了爆紅專輯《Blurryface》，裡面收錄了焦慮聖曲《Stressed Out》。這張專輯獲得三白金認證。而主打歌裡面，約瑟夫在副歌哼唱出了對童年樂趣的回憶。歌曲獲得了超過15億的YouTube點擊。根據尼爾森音樂，2016年更成功的藝術家只有三位：Drake，Beyoncé和Adele 。同張專輯的場館巡演 -只有兩位音樂人撐起的兼具體力和情緒的高能演出-有114個場次都售罄了。他們在家鄉深受喜愛，在哥倫布市的多那托披薩店進行的這場採訪感覺就像在實行秘密任務一樣。這家披薩連鎖店彼時曾給了讓現年30歲的鄧他的第一份工作。
無線電巨頭iHeartMedia的首席排程官湯姆·波爾曼說：“我認為讓他們成功的原因是，他們聽起來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他說這支樂隊的歌曲涵蓋了多種樣式。“他的聲音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和甜美，以及那種激烈的情緒和張力。這齣乎意料，但同時又感覺恰到好處。”
7月，當這個樂隊從長達一年的隱退期-沒有音樂會，沒有社交媒體-返回時，他們的死忠粉絲（被稱為Skeleton Clique，或者就是Clique）引爆了互聯網世界。《Trench》是《Blurryface》的後續專輯，本週在Billboard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落後於《A Star Is Born》的原聲碟。
儘管有這些出色的數據，你有可能從未聽說過Twenty One Pilots。這部分是因為他們製作的音樂，充滿了關於忠誠以及抗擊黑暗的緊迫歌詞，像是鐳射燈光直直地射向尋找答案，意義，同儕或慰借的年輕人。（它還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多個角色之間、善惡對決的未完故事，歌迷像星際迷一樣在網上追隨閱讀。）這部分是因為約瑟夫和鄧是私人的，低調的傢伙，他們沒有用一大堆有名的朋友填滿他們的社交媒體。還有部分是因為樂隊幾乎強迫症般地想要堅持到把他們帶到今天的道路：人數要小。目標要純粹。要專注於現場表演。要認真。
但是現在二十一名飛行員面臨著許多問題：他們的大舉突破是一次性的嗎？他們是否可以通過一張與《Blurryface》一樣頑固而又閃耀地奇異的專輯同時，保持他們的真心而再次征服大眾？
“許多消費者，包括我，會認為，如果某件東西在他們沒有要求的情況下一路跑到了他們手裡，那麼這裡面一定有什麼騙局，”約瑟夫說。“但實際上是，有些東西就是會恰巧到達你的手裡。”
樂隊的名字被用來提醒他們的目標：約瑟夫從1947年的阿瑟米勒戲劇《All My Sons》中挑選了這個名字。故事描繪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一名飛機零部件供應者發現他的零件出了問題，但他還是把零件寄了出去，導致21名飛行員死亡。當他們在事業上面碰到可能跟他們的意圖不符的選擇，兩人會詢問對方，這個決定是不是等於“把零件寄了出去”。
約瑟夫說：“讓你的樂隊名稱提醒你不要這麼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敦和約瑟夫都在嚴格的宗教家庭長大，這是他們今天敘述童年時巧妙避免的話題。鄧，戴著一頂灰色針織帽，緊緊貼著他的後腦勺。他形容自己是一個叛逆的孩子，在整個高中時都喜歡質疑權威，但從未惹出過太大麻煩。他的家庭沒有什麼音樂背景，但是他的祖父對爵士樂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使他學會了他的第一把樂器 - 小號。這很快被鼓所取代。
他開始經常光顧他家附近的一個吉他中心，在那裡他練習電子鼓，“因為我很容易注意到它們響亮的聲音和我糟糕的本領，”他說。13歲左右，他與父母訂立了一份合同，為了獲得一套真正的架子鼓。他承諾會保持他的成績、不在家裡放置“不合適的”CD。
約瑟夫是一個健談的人，他言談激烈又吸引人。他喜歡玩轉延展的隱喻。他同樣來自非音樂家庭。他的母親在家裡教了他幾年；他七年級回到學校，正好加入籃球隊參加比賽。（他獲得了獎學金，可以在附近的Otterbein大學打球。他的競爭優勢仍然是他最深刻的特徵之一。）
在他十幾歲的一個下雨的下午，他轉向一個藏在壁櫥裡的未使用的聖誕禮物 - 一個鍵盤- 然後點擊播放按鈕。約翰·帕赫貝爾的《卡農》從微型揚聲器中迸發出來，約瑟夫被嚇呆了。“我當時想，天啊，我想學習如何彈奏這玩意，”他說。等到他弄清楚了基本知識，“我意識到，等等，我聽過的每首歌都在這裡，在這些琴鍵裡面。之後，我會打開收音機，把和弦琢磨出來。”
他彈會了Billy Joel，Gavin DeGraw和酷玩樂隊的歌曲，但他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寫自己的歌曲上。（2016年，克里斯·馬丁給他留了一條讚賞的語音訊息，他至今沒有刪除。）今天，他在鍵盤，貝司和尤克里裡琴上演奏和創作。樂隊仍然沒有吉他。
約瑟夫創造的動力是突然的、壓倒性的，而且這種動力有增無減。他曾說過，《Blurryface》角色有一部分是在表現他的不安全感。在那個時期的現場演出，他的雙手和脖子上塗上了黑色油脂塗料，用來表現焦慮的危險力量。
“我覺得一定程度的坦誠討論是健康的，比如，我不喜歡我的樣子，我不喜歡我的聲音，”他談到他的歌曲創作動機。“但是還有更加重大的，隨時會引爆的那種。”這些事情是他不會與一位啃著扁皮披薩的記者分享的。
鄧和約瑟夫可以用電影般生動的細節描述他們初次相遇的那一天。約瑟夫和當時的樂隊成員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演出，而當時的鼓手和鄧在吉他中心一起工作。鄧去看了他們的演出。幾天后一個晚上，他們倆一直聊到天亮。“有太多的共同點了，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以至於事後想起來會覺得情緒很激動，”鄧說。約瑟夫最初三人團體友好解散，鄧站在一旁，準備好了。
“他們把這個稱作我們的第五張唱片，你能相信嗎？”約瑟夫突然插話，指的是《Trench》。他認為該是第幾張呢？“第三張。”樂隊在2009年和2011年的兩張專輯僅僅是他為了周邊商品陳列台而做的。
從2013年起，《Vessel》標誌著樂隊在與拉麵工坊簽約之後的新起點。當廠牌建議樂隊跟製片人格雷·格威爾斯（Katy Perry，Weezer）合作時，約瑟夫的控制狂衝動面臨了第一次考驗。表現得併不好。
“我當時是個年輕小子，我跟他說，別碰我的音樂，”他說。幾年後，他與經驗豐富的製作人Ricky Reed（Jason Derulo，Kesha）和Mike Elizondo（Dr. Dre，Fiona Apple）一起走進了《Blurryface》錄音時段，他們手裡拿著幾乎完成了的曲目。他再一次想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別人的印記，儘管他讚揚了他們的貢獻，並說他們給了他往前推進的工具。
《Blurryface》是一張將約瑟夫和鄧推上了MTV音樂錄影帶獎，“週六夜現場”和格萊美舞台的專輯。這張專輯寫在巡演路上。樂隊將每首新曲目視為演出表上面的一個個坑。
“在巡演中有很多空白。所以，你決定如何利用你的時間真的會決定你的職業生涯，”約瑟夫說。飛行員沒有參加派對，這讓他們保持高效和敏銳：“用無所謂的態度去對待現場演出確實有很多誘人的地方，”他說。“當你開始用這種方式對待你的身體時，這時候你要按照計劃去完成一場演出會變得難以為繼。”
自樂隊成立以來，現場演出一直是一個考驗，一種言說其目的，以及與粉絲保持著異乎尋常的共生關係的方式。即使房間裡有五個聽眾，約瑟夫也會說：“我們是二十一名飛行員，你也是。”他們用來宣傳《Blurryface》的Emotional Roadshow巡演充滿了壯觀的姿勢和奇景- 約瑟夫攀上高物，或屹立不動、伸展雙臂，或剝下面罩；鄧褪下他的紅黑西裝，直到他赤裸上身，以恆定的精確擊打他的鼓- 這構成了複雜交織的張力和情感弧線。
“我們總是想，我們能使出多少花樣- 我們可以讓觀眾冒多大險？”約瑟夫說。“嘿，如果這沒成功，這是你的錯。他們總是會在這裡，因為他們不想失敗。”
成為二十一位飛行員粉絲可能意味著在樂隊音樂的刺激的美學共鳴和誇張的洪峰中迷失自我。但是這也包括從顏色編碼和網頁文件名當中探尋蛛絲馬跡並解出象徵含義所帶來的興奮之情- 並且感覺自己像是某個神秘俱樂部的一員，這個俱樂部的每個人都在黑暗中摸索，時而瘋狂地，時而欣快地尋找他們的身份。
《Trench》並非誕生在旅遊巴士上。它是在約瑟夫的俄亥俄州地下室精心打造的，在那個地方他可以有完全的控制。最起碼，他可以唱幾句歌而不被人看著，他能用直覺去選擇最好的一次錄音。“隔著一層玻璃、盯著電腦屏幕看著但是沒有寫歌的某個人，他怎麼可能會知道好還是不好？”他說。
一年時間裡，約瑟夫在他的家庭工作室裡，在他的妻子詹娜的支持下辛苦工作，與住在洛杉磯的鄧的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這幾乎毀了我，”約瑟夫說。“有些時候我會感覺，我就消亡掉好了，我想改掉自己的身份，假裝我不用再做這張唱片了。”
大西洋的Ganbarg說，廠牌在此時支持了他。“我以前從來沒有覺得要和他去做那種對話，像是說，'對，我覺得你需要找人談談了'，因為他不需要。”
獨自創作和製作專輯的時候（Mutemath樂隊的主唱Paul Meany提供幫助），約瑟夫不斷在轉變創作定位。而他的心理狀態也是如此：“我一直在這兩者之間翻轉，一種想法是'我不夠好，我做不到'，另外一種想法一直夾雜在裡面，是說'我說世界上最好的。'”
《Trench》講述了一個叫做德瑪的地方的故事，一個名叫克蘭西的角色在努力逃脫。（除此之外還有更多。）
在歌詞中，約瑟夫回到了名稱上面- 連身衣，主教- 給他帶來了火花的那些名稱。他說：“我喜歡詞彙，以及能夠為這些詞彙填充含義的能力。” “關於敘事，這很有意思，你會感覺到，你可以被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徹底攻克，或者你可以對這種無盡的可能性感到興奮，然後試著去走到某個以前從未有人到過的地方。很多人總是說太陽底下無新事，”約瑟夫說，“我一直想證明他們是錯的。”
在《Levitate》這首歌，約瑟夫剝開了有關緊張情緒和文化界過度曝光的清脆饒舌。《The Hype》是一首關於忠誠和毅力的90年代風格搖滾樂。《Chlorine》是一首描述創造力如何能夠清除黑暗衝動，但本身也能引發痛苦的歌曲，歌曲的片刻含有Thom Yorke般的聲線飛躍。
這引向了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約瑟夫還好嗎？“我今天沒事，”他說。但他並不總是如此。“這不太像是什麼可以被徹底解決的事情，”他補充說，就好像這張專輯所講的故事的性質- 循環往復。克蘭西一遍又一遍地嘗試逃離，去別的地方。“在唱片的最後，你會覺得我應該說，'然後，我到了那個地方'，但我不會這麼說。”
“也許有一天我會告訴你這個地方在哪裡，它叫什麼，感覺怎麼樣，天氣怎麼樣，”他補充道。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父親告訴了他一句話，這句話他一直記著：“從頭再來一遍是OK 的。”這是他在《Trench》裡面試圖傳達的一條訊息。
“雖然你會取得進步，”他說，“當你不可避免地要向後退一步，或者後退幾步，或者向後大踏步的時候，你的鬥爭還沒結束。”
這篇翻譯最初發表於飛員網誌的網站。也可以去訂閱我們的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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